notes on 《十年一覺電影夢》from 李安 (Ang Lee)
2022 understanding movies
TODO
快乐的童年
这是老式日本教育的方式， 打你才尽责，爱你才管你。
代表台灣的兩種文化： 外省中原文化及日式本省文化。 而從中原文化進入本省文化的环境变迁中，让我更加体会到，人是需要群体的
可是打骂小孩是最不需要花脑筋的， 因为你不需要观察他成长的细微变化，设想出有益的辅导对策。
当我长大后面对这个世界， 尤其是拍电影后才发现，其实在细微不一的变化里，正埋下了许多巨变的种子。
电影梦 - 生命
一上舞台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这辈子就是舞台。清楚了，原来是这么回事。 它插亮了我的双眼，呼唤，吸纳着我的精魂。 我逐渐了解，所谓的升学主义，考大学，除了培训基础知识与纪律外，对我毫无意义。
原来人生不是千篇一律地读书与升学，我从小到大所信守的方式并非唯一，其实每天可以不一样，我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很过瘾。
西方的挣扎即是人类摆荡于上帝与撒旦之间的拉锯，西方戏剧精神也以此为出发点。 在人性与神性的对立中，人要活得有尊严，就会有所怀疑，我思故我在。 因此，一切知识的衍生也与痛苦有关，尤其是宗教，哲学的产生，都跟人的磨难密不可分。 因为人在快乐顺利时多半不去思考，痛苦时，才比较会反思问题出在哪里。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
我那发现，身边当上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
《推手》
中国传统思想的儒，释，道，都讲究练气。 因此，悉心静气，存神养性，体验并顺应自然法则的客观变化，节制自身的情欲好恶，遂成为人生修养的课题。将这种思想印证到人际关系或天人关系，就产生了像“推手”的要诀： 圆柔应对，不硬顶硬丢，调和，注重平衡协调。
我觉得中国人的武术与人生哲学有关，和西方以冲突来解决问题是很不同的。西方是“丁是丁，卯是卯”，不乱套的；中国人则是什么都“通”。
想用最少的钱做最多的事就是要计划，因为计划不花钱。
《喜宴》
以前他是家里的一棵大树，可是现在就这样，老了，只是大家还在维护那个尊严，面子。
一个“忠”字，一个“孝”字，管了我们中国人好几千年
家的温暖，治好了我的杀青忧郁症；家，也是我做收心操的地方。
政治力得以穿透生活影响我们，人们多半处在身不由己的大环境中挣扎。
中国人讲厚道，就是装糊涂，各取所需，当然没法完全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是各退一步。这种中庸之道为多数人奉行，只要过得去，大家就睁只眼闭只眼。不过这对拍电影不见得是好现象，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西方思维里的强烈冲突，会觉得这种方式太温吞。
得奖与卖座跟权力有关。做导演，没有权和钱，很难玩得起来。
最大的转折是《喜宴》开发出我的国际市场。我也因此跟各地发行商及媒体开始建立起交情，之后持续经营，这些日后都成为我的人脉和钱脉。
从《喜宴》起，我摸出市场定位，在台湾及其他亚洲地区，我的电影走大众主流院线，到了欧美，就是艺术院线。这个市场不但是我的财源，也让我能够保有创作上相当的自主性。 因为片商知道还有其他的投资者，一来风险分散，二来没有一个大老板管，于是我得以保有创作上的自由。
广结善缘，逐步建立起观众和我之间的熟悉感及观众对我的期待性，形成草根性的群众基础。
《饮食男女》
我不是天纵英明的人，经常困而后学。
中国人是嘴上不讲但心里计较，犹太人则是心里计较的事情直接吵出来，其实人性都差不多。
在未知的状况下，只有硬着头皮坚持下去。 总觉得手上做的，好像又不是心里想的，总是不对味。
对我来说，中国父亲是压力，责任感及自尊，荣誉的来源，是过去封建父系社会的一个文化代表。一方面我以自我实现与之抗逆，另一方面我又因未能传承而深觉愧疚。这种矛盾的心情不仅是我对父亲的感受，也是我对中原文化在台湾产生微妙变化的感受。
父亲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支柱，是社会里的一个形象。母亲比较依附父亲，母性是养育，你怎么快乐她怎么养育你，比较没有文化上的纠结，即使有，也是因为父亲的需要。
家庭是观察社会变迁的最佳缩影。几千年来，中国农业封建社会即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而凝结家族的力量则是孝道与社会阶级。 孝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身为某人之子要比“你是谁”来得重要，家族大于个人。 而今当“男性伦理”遇上多元社会的挑战时，该何以自处？
台湾的拍片习惯比起老美来是不组织，工作人员听导演的指令办事，不会越权自行预做准备，没有纸上作业这一套，大抵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属于应付式的。在解决的过程中，碰上新的麻烦，再去应付；在解决的过程中，碰上新的麻烦，再去应付。或许在应付的过程中，又产生更佳的灵感。并非事先计划妥当，执行这个时，同时计划下一个。 全是做一样看一样，很被动，靠人情办事，整个大环境充满着不可预测性。 美国独立制片则着重事前的规划，组织，重视效率。因为纸上计划是不花钱的，而且美国社会可以让你计划，照计划做，八九不离十。
若延长拍摄时间，得增加人员，工资，器材的花费，得考虑现实状况，时间上压迫感很大。拍片时，时间就是金钱。 所以独立制片很难做出精致度，整体上，导演梦想的几个精致画面让你拍到，一般镜头都是赶拍的。 但在台湾，器材，人员，不会时间一到就走人，他给你充裕的时间磨戏，磨到导演满意为止，比较有人情味。
我觉得导演最重要的是把话讲清楚，跟人吼不是我的个性。 一般我生气，不是为维护面子，也不是因为事情没做好，有可能真的没法做到。 我发火，大都是因为有人不用心，当大伙都付出很多，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被动，不用心而影响到整体成绩。
方言是日积月累的语言精华，有时候比国语还精彩传神，充满了趣味性，华人世界本如此，语言混杂是我们生活现实的反映。
语言的重要功能之一，即传情达意。
《理性与感性》
有关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挣扎，这两个元素正是生活底层的暗流，就像“阴阳”与“饮食男女”。
她是很典型的英国人，很世故，又很完美，包括她的不完美，叛逆，不拘，调皮，率真，骂人，都是完美的无懈可击。上至英国王储，下至打杂小工，她无不应对得得体周全。人品，学识，见解，好到你无话可说。
知性里面感性的讨论。所以戏自然落到埃玛身上，理性的姐姐得到一个最浪漫的结局，妹妹则对感性有了理性的认知，它之所以动人原因在次。
她的话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是：“人面对痛苦要身怀敬意，并向其学习。”
一方面也是他们的信誉。要照好的成规做； 他说“用不用在你，但我得提点到。”
一开始，演员们频频提问题，真不知哪来那么多问题！他们的舞台经验都十分丰富，意见一大堆，有时问题很尖锐，答不出来很糗。而他们又不像中国演员，我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
拍电影， 一定要把它归纳到可以处理的范围内，才有机会拍好。 至于怎样才能拍好，就是要将素材加以处理。先将之瓜分，才能蚕食。 先区隔到你能够处理的尺度，再加以细致经营 。 经过那次痛苦的经历后，我比较知道要事先预防，避免陷入绝境。临到那一步之前，先想好解决之道，要怎么避开。
不光是英文，中国人真的是不太会表达。这次经验也让我回想到，我们受的教养一直都是：你听命令到某个程度后，开始给命令。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很少中间过程，在成长中也缺乏交流，探讨的学习。至少到我们这一代，是不鼓励你表达自己，而是以服从为主。
以前真有罩不住的时候，就是技术与知识不到位，所以也不能够怪别人。 因为在民主社会，这种尊重，你还是得自己去“赚”。不能说你是老爸你就最大，儿子对你的尊敬，还是要去挣来的。 不像华语片，你是导演就最大，中国导演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习惯跟人家商量沟通。我们的沟通方式是： 要不就完全自信，要不就屈就他人，觉得很委屈。我们不太爱花时间跟人家解释自己的想法及转变的过程，这次是个很好的学习经验。
拍华语片就像是做皇帝，大家听令于我； 拍西片就像当总统，总统是要出去取悦每个人的。
其实我并不在乎这些虚套，我宁愿他们专心做事，不必对我表面吹捧。 我比较习惯西方对事不对人的工作方式， 心里负担不那么大，事情做好心里最踏实； 二来工作也比较有效率。 你尊重的是导演，和导演的这个职位与自己职位之间的关系，二不是凭着效忠个人与彼此的交情做事。 中国人则常常习惯对人不对事，是仰赖个人对导演的情感，好的时候，可以做到西方人做不到的东西。因此华语片导演的压力很重，事事都得用力管，人人都得用心带。 华语片很难做大，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一旦个人化，就规模小。局面规模一大，就需要制度操作与管理，需要分门别类，相互沟通，再加以统合。 （是不是 熟人社会没有专业精神）
要负起成人该有的责任。别人雇佣我，我得做出一个水准以上的东西。而他们付的薪水，也让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养家糊口，能置产。 换言之，我肩膀上负有足以扛起这份薪水的责任，算很礼遇了。
《理性与感性》是我第一次跟全部专业的工作人员合作，个个都能独当一面。
明显，就是要被別人看的。他是一個形象（image）的产物。他本身就是电影和观众之间的一个契约，和观众间有种默契在。
电影就是一个着于色相的东西，就是形，声。所有的想象都是从色相二来，一定是具体的，不管你想得多高深，一定要着痕迹。
《冰风暴》
有一段情节视觉性很强，很吸引人，小孩在冰风暴里过电的情景触动我很多联想。
家有缺点，但家人间相濡以沫的凝聚力，常让人有温暖莫名的感到。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重复上演！
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一个发展的必然，也是人和机器一起生活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现象。 当人们面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及个人化自我中心的新世界时，新旧交替间该何以自处？ 新平衡点又是什么？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有一个共通的现象是， 人一方面想往外跑，想要自由，但家庭的人伦关系却把你紧紧锁住，人在外面好像比在家里快乐；另一方面， 人是群居动物，很需要家庭的温暖，亲密关系和安全感。家庭关系是两股力量在拔河，一个是凝聚，保守的力量，另一个就是解脱的力量。
慢慢学会跟明星相处，有时不能光讲道理，也要给彼此预留一些空间，不要把事情弄僵。
有机会接触并印证对悲剧的想法 -- 怜悯与恐惧，它具有对人类精神提升的作用。
《与魔鬼共骑》
这是一个男孩成长的故事。男孩要如何证明他是男人，被群体接受，呈现社会性的一面。
来检视“美国化”的内在动力- 洋基精神（即拓荒精神）及其影响。
初了暴力外，洋基精神也带来另一项新元素人权 - 人人均有相同的权利，追求他的梦想，这才是美国征服世界最大利器。这种对人权的看法，是从内心改造文明的一大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奠基于此。 人们在寻求自我实现的同时，也学习如何尊重他人，及承认人人拥有同等的机会追求自我实现 。
我觉得美国梦有两个。一个是人人有权实现梦想，自我实现（self-fulfillment）; 另一个是 being left alone, 孤独，疏离。 人有独处的权利，我不想理你时，可以不理，你不要缠着我，这是彼此尊重的基础。
他无法拥有自尊。人的自尊和名字与自我认同有关，人唯有在自由的世界里方能追求自尊。
其实文化，地域及观念的纠纷，归结到最后，总和自由，平等有关。
他就说“你要什么，告诉我就好。” ， 其实很多事情在我背后进行，我不晓得，压力没到我身上；可是拍摄仍是无条件地支持，最重要是你拍得高兴，因为片厂要和导演建立关系，为以后打算。
《卧虎藏龙》
三年来，我看到自己的心神正随着它的需求，一步步地行走在这条江湖道上。 我能够的，也只是拼命去做。
我只有面对，且战且走，见招拆招，一点一滴地学，一件一样地应付。
武侠片，在于它是个抽象世界，不存在于现实当中。 武侠片，除了武打还有意境，最重要的就是讲情与义 。
出发点在于我对这个题材有所感受，被它刺激出一些想法，我想做怎么样的表达或调整出什么样的滋味。 这种滋味，原著里可能没有或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对这个题材的感受跟作者不同，我想捕捉的东西和作者对题材元素本身的向往可能就不太一样。
俞秀莲和李慕白是中国社会里常见的两个典范角色，他们为道德，群体而活。 人在江湖，不只靠武艺，还要以德服人。两人为此也付出了代价。
做好人就是很无聊
武侠片是我们中国压抑社会的一种幻想，一种潜意识的抒发，一种情绪的逃避。虽然是个虚幻的中国，却是一个真实情感的中国。但我恨它的粗糙，不登大雅之堂。 它好，好在它的野；坏，坏在它的俗。
人们得以享受对它的寄托与情感，又希望保有它野性的狂肆。
譬如侦探戏，多只是讲故事，很少提供精彩的辩驳，推理，抽丝剥茧的过程。
章子怡(Zhang Ziyi)的好处是，她能吃得下来，每天压力都那么大，除了大明星跟她搭配外，再加上大导演，大摄影师，大武术指导的种种要求。
《卧虎藏龙》拍完，我第一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以前是抬头往前去，现在才发现好像累积了一些东西。 以前是往山顶爬，尽量要东西，埋头往前，累积经验。每次拍片，身体出了状况，有了毛病，就休息一下。 但拍完《卧虎藏龙》后，我第一次感到体力上好像碰到了底，开始得保养，再也不能纵情，不能任意而为。
人生就这么多，要懂得取舍。知道这样做是在透支，这是以前走上坡路时看不到的。这使得我行事比较决断，不会什么都要。 做事比较不会用蛮力，而用实力。 一路走来，不论做人，做事或拍片，我一直在调整关系。 人生不就是这样？不断地学习，调整，求进步。 在过程里，我开始试图去除自己的惯性，找出有效使用力道的方法
奥斯卡
在东方，同性情谊的发展及感情坐标的游移没有设限，但在异性发展上则有社会规范加以制约。西方正好相反。
以前我们或仅接受，或被压抑，或反抗；现在我们可以站出来，跟它去沟通，交流，彼此交换经验，想法，相互增长，成为世界发展中的一分子。 我们不再需要像父母那一代压抑自己，我们可以以身作则，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让孩子们能够站出来做个世界公民，同时以身为中国人为傲。
命运的揭晓和我们的努力争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努力与否，结果会很不一样的。 只要越努力，找到的东西就越好。 当我得到时，会感觉一切好似注定。 可是若不努力争取，你拿到的可能是另一样东西，那个结果也似注定。
电影梦
在整个过程里，我要去体验，得承担后果。但不管我体验到什么，结果并不会因为我认知的不同而改变。
每次我都是拼命去做，尽最大的努力，毫无保留。 总觉得唯有个人的奋斗意志到位，才对得起大家，我才能够坦然。 至于之后受到什么评议，也不要不服气，事情本是如此。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连串的周旋协调（negotiation），人没有绝对的自由，每过一条路，翻一座山，我偏要去克服或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