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好的學術著作其實像偵探小說
不同領域的知识进展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 在一团乱麻中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一个学者的敏锐性和洞察力, 从来就更多取决于他通过问题意识组织和提炼知识的能力, 而不仅仅是对知识本身的掌握 就串联庞杂的细节组织成一个“侦探故事”的能力而言, 福山没有让人失望
福山先生的问题意识一直在慢慢转向 对这个问题,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 福山的主要切入点是: 国家建构时代往往是有意义问题意识的来源, 但是为时代写作又有可能导致问题感的短视
法治与问责使国家能力的发展变得“有价值”; 由于法治原则中的平等和公正精神, 问责原则中的自治与参与精神, 这两个维度具有内在价值, 相比之下, 国家能力则仅仅具有“工具价值”.
只有当国家能力这种“工具”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时, 我们才能把它视为褒义的“政治发展”历史事实是, 国家能力的相对“衰败” 使法治与问责的“发展”得以可能.
在“马尔萨斯的世界” - 缺乏科技革命的农业社会 -, 国家建构在政治各维度中显得格外重要: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 往往依赖于对土地的征服和人口的掠夺, 而占领土地和掠夺人口则依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 但在一个后“马尔萨斯的世界”里, 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安全保障, 都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本聚集, 而科技创新与资本安全则更多地依赖于法治与问责制.
对未来的阐述不能替代对现实的解释, 对人性的剖析也不能省略对历史多样性的追问. 一个制度是合理的并非意味着它是必然的, 它在今天“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 回访历史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乐观变得更加审慎, 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可以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
note from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by Francis Fukuyama
人的自然狀態
現代生物學認為促進社會合作的功能是人腦與生俱來的; 與陌生人合作(互惠)是人天生的技能; 隨著理性決策者彼此間長期互動,道德可自發產生,儘管一開始是由自私激起的.
人腦迅速增長的原因, 是為了與人合作,同時也是為了與人競爭; 人類實際上是運用新的認知力來理解彼此行為,以建立更負責的社會組織,成為競賽中的優勝者. (經常與人互動的個人,愿意与诚实可靠者合作,避开机会主义者;自利推动了社会群体中的合作,也鼓励了欺瞒,行骗和其他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
因此較為可信的假定是: 现代人类出现之前, 融入亲戚团体和社交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 人类的社交性,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类的天生.(note: 榮獲 2015 年雨果獎項最佳小說《三體》有一個最致命的假设缺陷 - “黑暗的宇宙背景的假說: 丛林的宇宙”, 缺乏基本人性和科學的支撐, 完全是一種臆想)
合作行为有两个自然来源: 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 将资源传给亲戚的欲望是人类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态.
While scaricity and dynamic instability trigger competitive reactions, thus the tension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defines many of interactions (by Adam Galinsky and Maurice Scheweitzer)
国家之前
政治衰败
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起来, 以征服自己所处的环境. 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便会发生政治衰败
制度的保存自由规律. 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 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 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
自然状态
以现代生物学来寻找人性, 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将提供最基本的部件. 我们可借此来理解人类制度后来的进化.
促进社会合作的功能是人脑与生育来的; 合作行为有两个自然来源: 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 将资源传给亲戚的欲望是人类政治中最持久的常态. 与陌生人合作(互惠利他) (优胜战略是“一报还一报”: 如对方在较早比赛中是合作的, 则采用合作态度; 如对方以前不予合作, 则采用拒绝态度; 隨著理性決策者彼此間長期互動, 道德可自發產生, 儘管一開始是由自私激起的
较为可信的假定是: 现代人类出现之前, 融入亲戚团体和社交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 人类的社交性, 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 而是人类天生.
人脑迅速增长的原因, 是为了与人合作, 而不是为了与人竞争; 人类实际上是运用新的认知力来理解彼此行为, 以建立更负责的社会组织, 成为竞赛中的优胜者. (经常与人互动的个人, 愿意与诚实可靠者合作, 避开机会主义者; 但要行之有效, 他们必须记住彼此的过去, 并揣测动机, 以测将来; 自利推动了社会群体中的合作, 也鼓励了欺瞒, 行骗和其他破坏社会团结的行为.
黑猩猩拥有足够的记忆和沟通技巧, 以解释和预测可能的行为, 领袖与合作于是得到发展. 人类发明了语言, 谁诚实和欺诈, 不再取决于 直接经验, 而变成可传送给他人的社会信息. 但语言又是说谎和欺骗的媒介, 发展更好的认知力来使用和解释语言, 从而测出谎言
语言的发展, 不仅允许短期的行动协调, 还令抽象和理论成为可能, 进而 心智模型 - 将原因归于冥冥中的抽象概念 - 出现宗教; 在历史上, 宗教或思想 - 作现实世界的心智模型 - 扮演者凝聚社会的源泉, 促进团结, 进而提供生存优势 (否则, 很难想象人类社会得以超越族团的层次)
人类遵循规则, 主要植根于情感, 并不依靠理性过程; 行动经常是情感的产品, 一般情况下, 情绪化的反应却是理性的正确发福, 这是进化的安排
祖先和宗教
人类社会到处建立部落组织, 其原因是宗教信仰, 即对死去祖先的崇拜 相信死去祖先对活人的作用, 才是凝聚部落社会的动力, 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生物本能
最早的共有财产, 不属于个人, 而属于宗族或其他亲戚团体. 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的, 而且是宗教和社会的
中国
部落的中国
成员达数百乃至数千的父系家族 新的国家制度重叠在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之上
周朝 建立的亲戚家族的社会秩序
社会组织中家庭和亲戚的重要性是中国历史上重大常数之一
戰爭和中國國家
秦國的商鞅改革, 聽起來是“民主的”. 但其唯一目的是富國強兵, 打造冷酷的專政
東周時期, 國家形成的最重要動力就是戰爭; 從分散封建國家到統一帝國的過度全凭武力征服
秦国看到, 早起的亲戚网络是中央极权的障碍, 取而代之, 特意实施把个人与国家绑在一起的新制度, 这就是法家思想 将传统亲戚关系的权力和地产制度转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非人格化统治
法家认为, 不可把臣民当作可以教诲的道德人, 只可当作仅对赏罚有兴趣的自私人 - 特别是惩罚; 法家的国家试图废除家庭道德责任, 以新形式将臣民与国家绑在一起; 法家直接剥去道德政府的外衣, 公开宣称臣民是为君主而活, 不可颠倒过来 法家认为法律只是记录君主口述的典章, 这是命令, 而不是法律; 它只反映君主的利益, 不是治理社区的道德共识
商鞅的国家制度, 使秦国在调动资源方面, 比以前更广泛, 比邻国更有效
破坏中国亲戚关系的努力是独裁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 所有国家都具备共同特征: 他们都试图掌控各自社会, 一开始就“昭告”天下
中国传统以法家思想为基石
汉朝
秦朝凭借政治权力所建立的强大现代制度, 事实上定义了中国文明
强大国家早期的中央集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 竟使自己变得永久化了; 以后世袭贵族试图在中国掌权, 不是打造地方上的权力基础, 而是直接攫取中央政府(因为中国地方上的封王, 从未获得法律上的合法性)
贵族家庭利用政治关系攫取国家权力, 再使用国家权力使自己富上加富
唐宋
汉朝之后的继承国, 多半由贵族家庭掌控, 他们将亲戚安插在主要职位, 竞相攫取更多权力; 比如杨坚和李渊, 都出自这个阶层.
在中国, 胜王败寇, 天命的事后核准, 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一旦呈现某人拥有天命的社会共识, 其合法性通常不会受到挑战, 除非出现异常
皇帝并没行使理论上的无限权力, 主要是 缺乏行政能力, 权力转授进而以制衡等等 原因
印度
印度的早期特征, 造成社会组织进化截然不同, 很有另一番景象 (note: 在早期 (大约类似中国的商周时期), 印度虽然没有开发出像中国一样的现代国家, 但创造了限制国家权力和权威的法治雏形, 其根源是印度宗教 (这里, 一个更可能正确的解释是: 必须把宗教和政治本身看作行为和变化的动力, 不可视之为宏大经济力量的副产品; 相反, 经济学家或马克思主义认为的 “经济力量决定上层建筑” 很大可能是不正确的, 是一种事后解释, 颠倒了因果关系); 在今后的岁月, 印度以后的发展前景 整体上应该是非常好了)
韦伯坚持, 在现代经济学家所运作的架构中, 个人是主要决策者, 物质利益是主要动机;
但最终, 这架构本身又是新教改革的观念的产品.
要理解经济生活是如何组织的, 宗教观念不可或缺.